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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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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京求醫是無解的難題嗎

發布時間:2015-06-17 瀏覽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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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觀點:


◇選擇進京求醫的直接原因是:“不相信地方醫院”“相信北京的醫院是最好的”


◇分級診療應該把急慢分治納入其中,疾病在急性期可以在大醫院接受治療,到了康復護理階段就轉到其他醫療機構


◇實現醫療資源的合理分配是解決問題的基本路徑


◇國家應增加對醫療衛生的投入,改善資源配置,加強社區醫療服務,推進縣級公立醫院的改革,鼓勵社會資本自辦及與公立醫院合作開展醫療服務,以增加供給、改善服務


為什么如此多的人選擇進京求醫,并將之歸結為“醫療資源配置不平衡惹的禍”?


記者查閱了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公布的官方數據,截至2014年11月全國有三級醫院1898家,其中北京88家,僅占4%,與全國大部分省、直轄市基本持平,三甲醫院的絕對數遠遠低于廣東、遼寧等省。但在患者們看來,這種醫院絕對數上的比對沒有意義。選擇進京求醫的直接原因是:“不相信地方醫院”“相信北京的醫院是最好的”。


為什么一定要到北京看病


劉女士在北京工作,父親在老家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生活。一年前,劉女士的父親懷疑自己心臟有問題,在當地醫院進行了檢查,醫生建議“安裝4個心臟支架”。劉女士父親就診的醫院是當地最好的三甲醫院,但劉女士還是決定讓父親到北京看看再說。在北京著名的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幾番檢查下來,專家給出的結論是:老人這個年紀,心臟算相當健康,根本不需要做手術。“以前聽說過醫院存在過度醫療的問題,沒想到這回真碰上了。要是裝上4個支架,花費幾十萬元不說,對老人的身體也不好。下次看病還得到北京。”


與劉女士不同,劉飛劇烈腹痛,在老家內蒙古自治區錫林浩特的醫院看了好幾次也沒看出個所以然來,“一共花費了500多元的檢查費,最后配了1塊錢20片的西藥止疼片”。然而,劉飛由腹痛發展成全身劇烈疼痛,醫生仍然認為沒什么事,拒絕給劉飛轉院。不得已,劉飛在家人的陪伴下到北京解放軍總醫院看病,查出食管癌晚期,并伴有7處大小不一的淋巴結濃聚灶。


而黑色素瘤患者王霞在當地醫院進行了黑痣的割除手術,結果引發大面積擴散。她后悔地說:“不該在當地醫院治療,早來北京就好了。”相較之下,李青很果斷,在得知自己患乳腺癌后直接到北京就醫,理由是“相信北京的醫院是最好的”。


“沒病當成有病”“有病當成沒病”“治病沒有治好”或者干脆不被病人信任……地方醫療的尷尬可見一斑。


每年都處理數十起醫療糾紛的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律師王良鋼告訴記者:“好的醫療資源集中在某地、某醫院是各國都存在的(有些是自然形成的)現象,但北京可能更為突出。患者希望得到最好診療的想法是天經地義的,但由于沒有嚴格的分級就診制度,患者進京求醫其實有很大的盲目性。”


地方醫院不可相信?


在記者采訪過的進京求醫人員中,他們幾乎百分之百的目標都是北京的三甲醫院。


三甲醫院是指三級甲等醫院,是目前中國醫療體系中除國家特殊醫院外最高等級的醫院。依照現行《醫院分級管理辦法》,根據醫院的功能、任務、設施條件、技術建設、醫療服務質量和科學管理的綜合水平,各級醫院經過評審被確定為甲、乙、丙三等,其中三級醫院增設特等,因此醫院共分三級十等。


“中國正在構建一個醫療帝國,對三甲醫院每年的投入多則四五十億,少則二三十億。有一項調查顯示,2008年以來中央醫保投入不斷增加,而醫患糾紛反而增加了,是什么原因呢?”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副教授王岳研究了十來年的中國醫療正義問題,他認為這個問題具有相當的復雜性。


據了解,目前我國近70%的一、二級醫院都處于虧損狀態。也就是說,一方面,大型醫院的病床使用率可以高達110%左右,而小型醫院的病床使用率卻只有36%左右。另一方面,我國醫生人均每天接診4.5人次左右,而許多大醫院醫生每天接診高達60多人次左右。其實,我國醫生的數量并不少,2000年中國每1000人的醫生數為1.67,與英國和日本接近。在老百姓高呼“看病難”的同時,一、二級醫院的醫療衛生資源卻大量閑置,醫療衛生資源在全國的分布很不均衡。


病人和醫院共同構成了這個問題的兩端。


大多數病人并不信任當地醫院,以致出現“70%的病人本不應該在三甲醫院首診”的現象。而地方醫院自己有時也很不爭氣。在記者采訪的進京求醫患者中,大都是先在地方醫院看過,無法診斷病情、誤診、治療失敗……種種原因促使他們前往北京。雖然無法憑借個別敘述就判斷發生過醫療事故,但“地方醫院不能讓人放心”卻是大多數患者的心聲。


事實上,進京求醫的患者以東北、西北和華北地區居多,而大多數南方人更習慣于選擇上海、武漢、廣州等地,那里的三甲醫院并不少于北京。


求醫難題如何解決


如何解決進京求醫難題?王良鋼直言,進京求醫是一個短期內“無解,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問題。


“醫療資源的有限性及個人需求的差異性,迫使人們必須尋求相關規則,在合理醫療負擔的前提下,來有效地分配醫療資源,以調和生存權及平等權的沖突。”在王岳看來,實現醫療資源的合理分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基本路徑。


談及長期治理,很多醫改專家都曾呼吁過“分級就診”,以制度來保證患者分流。“分級診療不僅是建立三級網絡問題,還應該把急慢分治納入其中,疾病在急性期可以在大醫院接受治療,


到了康復護理階段就應轉到其他醫療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秋霖說。


據了解,北京已經開始試點改革,例如北京朝陽醫院醫療聯盟、北京友誼醫院醫療共同體、北京世紀壇醫院醫療聯合體等都已經在運行中。“將三甲醫院的病人下沉到社區醫院,預留出一些三甲醫院的號,通過基層醫院推介才能獲取,發揮基層醫院醫生的作用。醫生的職能不僅僅是治病,合理分流病人、幫助病人找到相應的好醫生也是他們的職責之一。”王岳認為。


與制度改革并行的還應該包括進京求醫患者的就醫觀。“進京求醫現象導致城市管理壓力劇增、就醫環境惡劣。”王良鋼認為,一些非危重疑難復雜病癥患者并不一定非要選擇進京,舟車勞頓反而會加重病情,不如就近選擇一些大中城市的三甲醫院就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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